作者：王兆同

來源：破產圓桌匯

今天，是陰歷二月二，“破產圓桌匯”走入的第六年，我相信，也將是忙碌的一年。

隨著2025年《企業破產法（修訂草案）》的發布，許多人預計2026年《企業破產法》將予以正式修訂，果真如此，2026年應當是中國破產法發展史上的里程碑的一年。

今天，借著“破產圓桌匯”周年紀念，我想從我的從業感受敘述一下20年來的破產法，并預測一下破產法的未來。

一

破產法發展中“正確的事情”

回望200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正式頒布實施以來的20年，中國破產法實現了從制度初創到體系完善、從實踐探索到規范成熟的跨越式發展，成為中國法治建設中進化速度最快、貼合實踐最緊的法律領域之一。

——在這20年里，法院受理破產案件的數量由2000件上下增長到2025年的36,919 件；

——在這20年里，關于企業破產法的司法解釋、指導意見、指導案例持續不斷，不斷夯實破產法的根基；

——在這20年里，管理人名冊從無到有，到管理人隊伍走向成熟，并且通過分級制度形成管理人品牌體系；

——在這20年里，個人破產法從理論到區域領域的實踐，再到部分安排嵌入企業破產法，正一步步實現從半部破產法到整部破產法的過渡。

這一系列成績的取得，并非偶然，中國破產法律人必然在此期間做了一些正確的事情，我認為，至少在以下方面是正確的：

（一）市場化：破產法發展的核心導向

2006年企業破產法頒布之前，我國破產相關規范多帶有計劃經濟痕跡，1986年《企業破產法（試行）》僅適用于國有企業，且過分倚重政府權力，政企不分、行政權與司法權不分的問題較為突出，未能真正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所以，破產法在2006年之前的20年間時冷時熱，熱的時候案件呈井噴之勢，冷的時候門前冷落車馬稀。

2006年修訂的企業破產法是一部市場經濟的破產法，其確立了“主體平等、意思自治”的市場化原則，將破產程序從“行政主導”轉向“司法主導、市場運作”，讓破產制度真正成為市場經濟“優勝劣汰”機制，而非運動性執法的權宜之計，從而讓破產法得以持續發展并獲得長久的生命力。

二十年來，市場化理念貫穿破產法實踐全過程：

——破產申請不再需要政府前置批準，尊重債務人與債權人的自主意愿；

——破產財產處置不再依賴行政指令，而是通過市場化拍賣、協議轉讓等方式實現價值最大化；

——重整程序中，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積極性，鼓勵戰略投資者參與困境企業拯救，實現資源的優化重組；

——管理人的選任、履職與報酬確定，逐步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通過分級管理引導管理人提升專業服務質量，契合市場對專業破產服務的需求。

市場化導向，激活了各個市場主體參與破產程序的熱情。“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正是千萬個主體在破產程序中的博弈，才為破產法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需求、解決方案、經典案例，滋養了破產法。

（二）制度創新：破產法完善的不竭動力

2006年企業破產法確立了現代破產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其僅為實務操作提供接口，在具體處理破產案件時，仍有諸多落實的制度和補缺的制度，并且需要對制度不斷進行迭代、修正、完善。

埃里克?拜因霍克曾在《財富的起源》一書中指出，“制度、組織、市場規則都在不斷試錯、適應、迭代，只有那些能快速響應變化、持續優化的制度，才能生存下來。”

2006年企業破產法公布以來，各地法院開展了制度創新的競賽，每個破產案件都成為制度創新的試驗田。通過個案衡平→典型案例→地方法院指導意見→最高法院司法政策→最高法院司法解釋，形成了效力層次逐漸提升的制度創新體系。

制度創新往往不是一步到位，后續往往需要以“小碎步”的節奏進行迭代。2026年3月2日，北京市發布了《2026年北京市全面優化營商環境工作要點》，其中多有涉及破產制度的條文，這也是自2017年《關于率先行動改革優化營商環境實施方案》以來，北京市發布的第九個涉及破產制度的營商環境文件，號稱北京營商環境改革9.0版，由此可見破產制度的迭代頻率之高。

（三）本土化：破產法落地的關鍵支撐

破產法本身就是利益沖突、價值沖突最激烈的法律，加之破產法又在我國缺乏傳統的制度土壤，我國破產法實施又疊加了文化沖突。而在破產法發展的歷史上，因為缺乏本土資源的支撐，導致破產法因水土不適而破產的情形則是屢見不鮮。

慶幸的是，二十年來，我國的破產從業者不是破產法的原教旨主義者，我國破產法的發展始終立足中國市場經濟發展階段，兼顧制度先進性與本土適應性，避免照搬照抄國外破產制度，而是結合我國的經濟體制、社會觀念、市場環境，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破產法治道路。

目前，中國破產法中本土化的制度經過不斷完善，已經有鮮明特色，并且與破產法整個體系契合。比如，為了充分發揮政府作用而創造的府院聯動機制，為了維穩并出于基本生活保障而創造的消費者購房戶優先受償權，為了解決關聯企業破產而引入但有更多創新的關聯企業實質合并破產和協同破產制度，基于中國的資本市場特點而創造的上市公司公積金轉增股本以清償債務制度。

二

破產法實施中的“回頭路”現象

近年來，破產法的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回頭路”跡象，各類主體的參與熱情出現不同程度的消退，給破產法的持續推進帶來了一定挑戰，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一）積案壓力導致法院受理熱情降低

隨著破產案件數量的持續攀升，尤其是2024年全國法院受理破產案件突破3萬件、2025年達到36,919件的歷史新高，由于破產案件審理周期長，法院面臨著巨大的存量案件清理壓力。

2019年以來，各地法院開始破產審判業務專業化的建設，迄今已經成立了24家破產法庭，另成立了73家清算與破產審判庭。司法資源的投入使得破產審判能力增加，同時，新成立的專業審判機構也需要業績，因此，2019年以來，全國法院的破產案件受理數量持續激增。

但是，由于破產案件的復雜性，破產案件的積案數量也在激增，導致法院審理壓力劇增，部分法院原來對于破產申請相對開放，但是近期存在著畏難情緒，對破產申請的審查變得更為嚴格，甚至出現“慎受理、緩受理”的情況，似有破產受理“指標化”的傾向，破產申請審查規則的適用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

（二）工作量與收入的性價比失衡導致管理人熱情衰退

管理人作為破產程序的核心參與者，其履職積極性直接影響破產程序的效率與質量。20年來，我國管理人隊伍從無到有、逐步成熟，但近年來，管理人行業面臨的“工作量大、收入偏低、風險偏高”的問題日益突出，導致其參與破產程序的熱情持續衰退。

當前，多數破產案件屬于還歷史舊賬的案件，有些“僵尸企業”本應早就進入到破產程序，但因各種原因未能破產，近年來紛紛涌入破產程序，形成了破產積案的“堰塞湖”。管理人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耗時數月甚至數年才能完成履職，但管理人往往只能拿到金額極低的補貼，甚至補貼時還要面臨諸多限制。這些案件基本上都是中介機構為了“養資質”而不得不接受指定，難于保持“久處不厭”的熱情。

與此同時，管理人的履職風險不斷加大，不僅要承擔勤勉盡責、忠實履職的法律責任，還要面對債務人財產流失、債權人投訴、信訪維穩等多重壓力，一旦出現履職瑕疵，可能面臨罰款、除名等處罰，甚至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這種“高投入、低回報、高風險”的性價比失衡，讓不少中介機構對管理人業務望而卻步，甚至有的中介機構開始通過不配合的方式退出管理人名冊。

（三）破產投資風險偏高導致投資熱情降溫

破產投資（尤其是重整投資）是盤活困境企業、實現資源優化重組的重要方式。破產財產曾經深受投資人的青睞，有的機構甚至是專門成立相關部門。但近年來，由于破產投資后續風險不斷，破產投資時的價格優勢被后期不斷出現的問題所消耗，導致投資者趨于理性。

破產投資的風險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信息不對稱風險。破產企業的原控制人和管理層對于投資人的盡職調查往往不太配合，管理人又對其所披露的信息不保證全面、真實、準確，在這種情況下，投資人投資破產企業往往有“開盲盒”的感覺，對于潛在的風險和負擔只能自行承擔。

二是執行風險。在重整計劃執行過程中，往往在產權過戶、資產交接、擔保登記解除等方面存在障礙，而目前管理人處理上述問題力有不逮，而法院很多時候又拒絕提供支持，有些投資人就會面臨進退兩難的處境。

三是歷史遺留問題。在重整時，重整企業由于主體保留，背負著歷史負擔，比如稅務、人員、隱性債務、違法責任等，現有的破產法并不能做到重整前后企業進行隔離，投資人不得不成為歷史問題的接盤俠。

由于投資機構對破產財產的投資熱情降低，我注意到，此前信誓旦旦進軍破產投資的機構解散相關部門，回到傳統產業。

三

新征程的預期

如果2026年企業破產法正式修訂，中國破產法的實踐將開啟一個新征程，我對這個新征程有一些預期：

（一）破產法的去魅化不可避免

長期以來，“破產”在我國社會觀念中始終帶有負面標簽，被等同于“倒閉”“失敗”，嚴重被污名化；而近20年的破產法實施，這種偏見在很大程度被糾正。

但所有的糾偏宣傳都面臨著矯枉過正的問題，在糾正破產法污名化的同時，在某種意義上也給破產法罩上了一層光環，讓大眾對破產法有幻象，比如，破產保護、破產免責、破產拯救、提高清償率……許多宣傳中，破產法成為腳踩七彩祥云的角色，似乎一旦進入破產程序，諸多困難便煙消云散。

但是，經歷過破產程序的都知道，無論對任何主體和角色而言，處理破產程序中的問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具體的破產程序可能沒有想象的那么和諧，而是伴隨著激烈的沖突；可能沒有想象的那么精致，有的時候是一種“蘿卜快了不洗泥”的粗糙；可能沒有想象的那么公平，有的時候是見人下菜碟的處置；可能沒有想象的那么公開，有的時候想獲得決策必要的基礎信息都是一種奢望……

我的很多朋友和客戶，在面臨具體的破產問題時就會感嘆——“怎么能這樣呢”，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接觸具體的破產問題，破產法的“去魅化”將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我們得面臨一個問題——失去了光環的具體體驗的破產法，如何保持信服力。

（二）個人破產法的借船出海

相較于企業破產法而言，個人破產法的出臺難度更大，所以1996年企業破產法出臺，而至今個人破產法仍然未列入立法規劃。因為企業破產法基本底色是商業規則，各國的基本規則差異不大，而個人破產法則是要更多植根于文化傳統、經濟形勢、生活水平等，因此各國的規則存在較大差異。

對于個人破產法，中國的探索一直是小心翼翼、步步為營，先是執行程序中的個人債務集中清理，然后是深圳個人破產條例的試水，到2025年《企業破產法（修訂草案）》將因為企業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自然人股東，納入到破產程序中，從而使得個人破產法的部分內容得以嵌入企業破產法，從而借船出海。

如果修訂后的企業破產法最終采納了修訂草案的做法，就意味著個人破產法的立法和實踐進入到一個嶄新的局面。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過，如果個人破產法實施的話，在遇到系統性經濟風險時，每年可能有100萬件個人破產案件，這對于法院、政府、破產從業者都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三）對破產的公共資源投入仍需要增加

破產應當是避免陷入債務困境的企業和個人成為債務奴役的兜底性制度。對個人而言，只有個人破產才能保有人之為人的基本自由、尊嚴，破產制度或者破產服務的供給是基本人權保障的福利；而對于企業而言，破產制度或者破產服務的供給是對市場經濟秩序的維護，也是對企業繳納稅款、解決就業、促進經濟發展的反哺。

由于企業和個人在進入破產程序時所能夠支配和占有的資金都非常有限，如果要求企業和個人承擔破產程序成本的話，那么那些最需要進入破產程序的主體將被排斥在破產程序門外，這與破產法制度的初衷是相悖的。我一直認為，破產應當像醫療一樣，不應當過度商業化，而是作為現代國家所提供的基本福利保障——由國家提供破產的司法資源并購買破產服務。

過去的20年，中國在破產審判司法資源的投入有目共睹，但仍然存在“案多人少”的問題，同時，司法資源對破產案件尚未做到全面到位，在未來還有提升空間。對標美國的破產司法資源，以加州中區破產法院（全美最大）為例，約114 名輔助人員支持約 20 名法官辦案，而中國深圳破產法庭的在編人員是23人（法官11人，助理12人），人數上遠遠不及。

另外，中國在購買破產服務方面的財政投入非常有限，有的地方雖然設立了專項破產援助基金，但個案金額較少，基本不能覆蓋管理人的人工成本，而且據許多中介機構反映，能夠順利拿到補貼的較少。相較于購買破產服務所需要的費用而言，這部分的費用遠遠不夠，未來應當在財政預算中提高采購破產服務預算金額。

“破產圓桌匯”作為一個破產實務的公眾號，我們感謝中國破產法的實踐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我們也希望，能夠見證并參與破產法的新征程。

編輯：陳垚

校核：陳垚

注：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資產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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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周年紀 | 2026年：破產法里程碑的一年